新婚夜，我和丈夫陈默在油灯下坦诚：他需要妻子，我需要落脚点，这场婚姻无关爱情。我们像合伙人一样约定联手创业。当家族破产的消息传来，我们对视一眼，那台改造中的纺织机，成了我们和沈家共同的唯一退路。

一九八五年的夏天，我大学三年级放暑假回到临川镇。
桌上已经摆好了四副碗筷，母亲还在厨房忙碌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满屋的寂静。
父亲起身去接电话。
我看见他的背影瞬间僵直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铁青。
挂断电话，他将手里的一粒花生米捏的粉碎。
“你大姐跟人跑了。”
话音刚落，厨房里传来“咣当”一声，我知道是母亲将锅盖掉在了地上。父亲拂袖而去，只留下一句：“这顿饭，不用吃了。”
父亲沈怀远是镇上国营纺织厂的厂长，在这个小地方，他就是绝对的权威。母亲则像所有传统的家庭主妇一样，沉默地操持着家务，她的喜怒哀乐，似乎都系在父亲的脸色上。
两天后，大姐沈清岚被寻了回来。
那天下午，天阴沉得厉害，闷雷在云层深处滚动。我在二楼的窗户往下看，看见父亲背着手，站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。夜里的暴雨打落了不少花，紫色的花瓣零落地铺在湿润的泥地上。
大姐的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跪倒在父亲面前的泥地上。
“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……”大姐的声音嘶哑，充满了绝望的哭求。
父亲没有看她，他的目光落在紫藤花架上，仿佛在欣赏一幅与他无关的风景。他冷冷地开口，像是在宣布一项工厂的人事调动：“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人家。邻县山区的，家里穷，但肯要你。明天就走。”
“不！爸！我求求你，我哪儿都不去！”大姐哭喊着，挣扎着想去抱父亲的腿。
我无法想象大姐经历了什么。我隐约感觉到，这场审判关乎大姐一生的命运。
很快，两个身材粗壮的男工人，架着大姐像拖拽一件货物一样，粗暴地将她往外拖。大姐在挣扎中，她脚上的一只布鞋掉了下来，孤零零地躺在泥地上。
我赶紧下楼，悄悄躲在通往院子的廊柱后面，心脏在胸腔里狂跳。
父亲对大姐的哭喊充耳不闻。他迈开步子，皮鞋重重地踢在了大姐遗落的布鞋上，将它远远踢开。紧接着，他抬起脚，将脚边一朵被雨打落的紫藤花，狠狠地碾进了泥土里。
那一刻，我浑身冰冷，连呼吸都忘了。
我看着大姐被拖出院门，哭喊声越来越远，直至消失。
家中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仿佛大姐沈清岚这个人，从未在这个家里存在过。母亲在自己的房间里低声啜泣，但没有人敢去劝慰。
关于大姐的消息，我是后来从纺织厂的工人那里听来的。
那些窃窃私语像夏日的蚊蝇，无孔不入地钻进我的耳朵，让我一点点拼凑出那个残酷的真相。
大姐和厂里上海来的技术员私奔未遂，那个男人在半路上就消失了。大姐被找到时，已怀有两个月的身孕。
未婚先孕，在八十年代的小镇，这比任何罪名都更具毁灭性。沈清岚这个名字，一夜之间成了全临川镇的笑柄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污秽谈资。
大姐被拖走的那一夜，我彻夜无眠。
在这个沈家，女儿的真心与爱情，甚至比不上一株花的体面。爱情是橱窗里的奢侈品，而我们，只是被摆在货架上，标好了价码，随时可以为了家族利益而被交易的物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