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西北启程

毕业后,我独自登上了西行的绿皮火车。晃了三天三夜,才把我从江南的梅雨季,运到大西北的戈壁滩。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,从黏稠湿润的“哐当”,变成了干燥空旷的“咣、咣、咣”。
我手里捏着一份路上买的《经济观察报》,报纸的边角在干燥的空气里已经有些发脆。车厢门打开的瞬间,一股夹杂着沙土和烈日味道的热风猛地灌了进来,几乎将我推得后退半步。我下意识地眯起眼,眼前是无边无际的黄土和灰蒙蒙的天,天与地的交界线模糊成一片。这就是父亲口中的“根”,我未来的天地。
站台上,一个高瘦的男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木牌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,脚上一双解放鞋,鞋面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。
他就是周毅。
我朝他走去。他放下牌子,接过我手里不算重的行李箱。他的手掌宽大粗糙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黑渍,像刻在皮肤里的年轮。
他没怎么说话,只用下巴朝出站口的方向点了点,算是打了招呼。
没有客套,没有寒暄。一路颠簸,我们唯一的交流就是他指着远处一片灰扑扑的建筑说:“到了。”
我们的新房,是农场分给他的单间宿舍,土坯墙,水泥地,一张木板床,一张桌子,两把椅子,就是全部家当。
没有婚礼,没有宾客,甚至没有一盘像样的菜。我们的新婚之夜,是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,开了一场坦诚到近乎冷酷的“战略会议”。
“我知道你嫁给我,是为了什么。”他先开口,声音和他的人一样,干脆,直接,“你父亲需要这里,你需要一个落脚点。”
“那你呢?”我问。
“我需要一个妻子。”他说得坦然,“我爸受过沈厂长的恩,而且,我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修拖拉机。”
没有情爱,只有各自的处境和最低期望。我们像两个即将合伙做生意的伙伴,冷静地摊开各自的底牌,划定权责的边界。
这种纯粹的现实主义,反而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稳。
夜深了,风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空气干燥得让我的喉咙阵阵发痒,我忍不住咳了起来,咳得身体微微颤抖。
这是我的身体,在对这片陌生的土地,发出最直接的抗议。
我从贴身的口袋里,摸出临行前母亲塞给我的最后一颗大白兔奶糖。这是我身上唯一的、来自江南的甜。
我剥开糖纸,那清脆的“哗啦”声,在这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正要把糖放进嘴里,一只搪瓷缸子递到了我面前,里面是温热的水。
“喝点水,会好受些。”周毅说。
我接过水,水蒸气氤氲了我的眼睛。我看着他,他什么也没多说,只是默默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。
那个夜晚,这杯没有任何味道的温水,比我手里那颗甜到发腻的糖,更能抚慰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。
我们达成了最初的信任。
临睡前,我整理行李箱。在箱子最深的角落里,我看到了父亲塞给我的那本已经泛黄的《现代纺织技术概论》。书页的边缘,还有他用钢笔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批注。
在这片辽阔而苍凉的土地上,我和他,就像两棵被强行移植过来的树,一夜之间,达成了一种共生的默契。未来仍是一片茫然,但我的脚下,终于踩到了结实的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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