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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零年的深圳，遍地都是机会，也遍地都是陷阱。
我揣着三百块钱，挤在拥挤的人潮里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茫然和坚定。
头一个月，我住在最便宜的群租铺位里，每天只吃两个馒头。
我用仅剩的钱，在华强北电子市场淘了一套最简陋的修表工具。
然后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，支起了一个小摊。
“精修各国名表，专治疑难杂症。”
一块破木板，八个字，就是我全部的家当。
一开始，根本没人理我。
一个毛头小子，谁会把昂贵的手表交给他修。
直到那天，一个穿着西装的香港老板，拿着一块停走的劳力士，满脸焦急。
他跑了好几家店，都说机芯里的一个零件坏了，要寄回瑞士原厂，等三个月。
“靓仔，你这表，我能看看吗？”我抬头问他。
他本来看都懒得看我，但实在没办法了，死马当活马医。
“你要是能修好，我给你五百块！”
我接过表，打开后盖，只看了一眼。
“不是零件坏了，是游丝上粘了点油丝，导致摆轮失衡。”
我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挑了一下，又用洗耳球吹了吹。
手表，重新走动了。
整个过程，不超过三分钟。
香港老板目瞪口呆，看着我像看个怪物。
他当场兑现了五百块钱。
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意好了起来。
很多被大店判了死刑的手表，在我这里都能起死回生。
我名气越来越大，人送外号“天桥表神”。
我不再住群租房，租了个小单间，每天玩命地干活，存钱。
半年后，我找到了名片上的地址，百货大楼三楼，梁福生的钟表行。
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灯下打磨零件。
老师傅没看名片，反而拿起我的一双手。
我的手上满是老茧和细小的伤痕，但指关节异常稳定。
“不错，一双好手，手艺也还在。”
“有没有兴趣，跟着我干？我就是梁福生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我那个摊子……”
“我知道你，天桥上修表，能有多大出息？”梁福生摘下眼镜。
“我要做的，是机芯。”
“我们自己的机芯。”
那个年代，国内的钟表市场被瑞士和日本品牌牢牢占据。
国产表，就是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。
做自己的高端机芯，听起来像个笑话。
但我的血，却瞬间热了起来。
“梁师傅，我干！”
我停了天桥的摊子，成了梁福生唯一的徒弟。
我这才知道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修表师傅，而是国内第一代钟表工程师，因为一些原因，隐退到了深圳。
他把毕生所学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。
从设计图纸，到零件打磨，再到机芯组装。
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，疯狂吸收着知识。
我把我对钟表所有的天赋和热爱，都投入了进去。
我们吃住在小小的钟表行里，没日没夜地画图、实验、失败、重来。
三年后，我们终于研发出了第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陀飞轮机芯。
它被命名为“海龙一号”。
梁福生拿着那颗在灯光下缓缓转动的机芯，老泪纵横。
“孩子，我们成功了。”
我们用这款机芯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
公司名字，我只提了两个字。
川时。
秦川的川，时间的时。
“川时精密”一成立，就凭着“海龙一号”在国际钟表展上一鸣惊人。
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像雪花一样飞来。
我们不再是小作坊，我们建了厂，引进了最先进的设备。
又过了十年。
我站在“川时集团”的总裁办公室里，俯瞰着深圳繁华的夜景。
我不再是那个穿着破烂衣服的穷小子。
西装革履，身价过亿。
秘书敲门进来。
“秦总，北方轻工总局发来一份报告。”
“老国企东风手表厂，因经营不善，负债累累，已向总局申请破产保护。”
“总局希望有实力的企业能参与重组或收购。”
我接过报告，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。
东风手表厂。
现任厂长：赵刚。
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
赵刚。
秦长青。
我回来了。
一九九零年的深圳，遍地都是机会，也遍地都是陷阱。
我揣着三百块钱，挤在拥挤的人潮里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茫然和坚定。
头一个月，我住在最便宜的群租铺位里，每天只吃两个馒头。
我用仅剩的钱，在华强北电子市场淘了一套最简陋的修表工具。
然后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，支起了一个小摊。
“精修各国名表，专治疑难杂症。”
一块破木板，八个字，就是我全部的家当。
一开始，根本没人理我。
一个毛头小子，谁会把昂贵的手表交给他修。
直到那天，一个穿着西装的香港老板，拿着一块停走的劳力士，满脸焦急。
他跑了好几家店，都说机芯里的一个零件坏了，要寄回瑞士原厂，等三个月。
“靓仔，你这表，我能看看吗？”我抬头问他。
他本来看都懒得看我，但实在没办法了，死马当活马医。
“你要是能修好，我给你五百块！”
我接过表，打开后盖，只看了一眼。
“不是零件坏了，是游丝上粘了点油丝，导致摆轮失衡。”
我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挑了一下，又用洗耳球吹了吹。
手表，重新走动了。
整个过程，不超过三分钟。
香港老板目瞪口呆，看着我像看个怪物。
他当场兑现了五百块钱。
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意好了起来。
很多被大店判了死刑的手表，在我这里都能起死回生。
我名气越来越大，人送外号“天桥表神”。
我不再住群租房，租了个小单间，每天玩命地干活，存钱。
半年后，我找到了名片上的地址，百货大楼三楼，梁福生的钟表行。
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灯下打磨零件。
老师傅没看名片，反而拿起我的一双手。
我的手上满是老茧和细小的伤痕，但指关节异常稳定。
“不错，一双好手，手艺也还在。”
“有没有兴趣，跟着我干？我就是梁福生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我那个摊子……”
“我知道你，天桥上修表，能有多大出息？”梁福生摘下眼镜。
“我要做的，是机芯。”
“我们自己的机芯。”
那个年代，国内的钟表市场被瑞士和日本品牌牢牢占据。
国产表，就是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。
做自己的高端机芯，听起来像个笑话。
但我的血，却瞬间热了起来。
“梁师傅，我干！”
我停了天桥的摊子，成了梁福生唯一的徒弟。
我这才知道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修表师傅，而是国内第一代钟表工程师，因为一些原因，隐退到了深圳。
他把毕生所学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。
从设计图纸，到零件打磨，再到机芯组装。
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，疯狂吸收着知识。
我把我对钟表所有的天赋和热爱，都投入了进去。
我们吃住在小小的钟表行里，没日没夜地画图、实验、失败、重来。
三年后，我们终于研发出了第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陀飞轮机芯。
它被命名为“海龙一号”。
梁福生拿着那颗在灯光下缓缓转动的机芯，老泪纵横。
“孩子，我们成功了。”
我们用这款机芯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
公司名字，我只提了两个字。
川时。
秦川的川，时间的时。
“川时精密”一成立，就凭着“海龙一号”在国际钟表展上一鸣惊人。
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像雪花一样飞来。
我们不再是小作坊，我们建了厂，引进了最先进的设备。
又过了十年。
我站在“川时集团”的总裁办公室里，俯瞰着深圳繁华的夜景。
我不再是那个穿着破烂衣服的穷小子。
西装革履，身价过亿。
秘书敲门进来。
“秦总，北方轻工总局发来一份报告。”
“老国企东风手表厂，因经营不善，负债累累，已向总局申请破产保护。”
“总局希望有实力的企业能参与重组或收购。”
我接过报告，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。
东风手表厂。
现任厂长：赵刚。
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
赵刚。
秦长青。
我回来了。